[发明专利]肾移植耐受的确定方法

说明书

本发明涉及一种根据多个生物标志的水平确定个体移植耐受性的方法。本发明还涉及一个含有用于测定生物标志水平所需试剂的试剂盒。本发明还涉及了一种传感器，用于测定多个决定个体移植耐受性基因的表达水平。

移植耐受性是指在持续无免疫抑制治疗的情况下稳定维持良好的异源移植功能。在临床领域，仅当患者尽管在长期停止接受所有的免疫抑制治疗时，仍具备稳定的同种异体移植功能时可见。这一状态被称之为可操作的耐受，在肾移植中很少有报道(1-5)，在肝脏移植中更为常见(6、7)。肾移植患者的长期生存依赖于药物持续诱导的免疫抑制。然而，这通常伴随着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提高，主要是心血管疾病，偶然机会引起的感染和恶性肿瘤（8）。目前，我们不能提前确定哪些患者会对他们接受的移植体耐受，哪些患者可以从部分或完全中止免疫抑制获益。因此，日益需要研发检测和鉴定生物标志，从而能够使临床医生在患者自身特异的免疫特性的基础上，安全地使免疫抑制作用最小化。

先前的研究已经在肝移植受体中鉴定出耐受相关的生物标志。特别研究了儿童受体的患者群中的细胞因子基因的多态性。与持续接受免疫抑制的对照组患者相比，所有未进行免疫抑制的患儿和绝大多数接受最小量免疫抑制的患儿显示出较低的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高度/中度白介素（IL）-10（36）。此外，在两组患者之间，还存在树突细胞亚群比率的差异。与持续接受免疫抑制的患者相比，类浆细胞树突细胞（pDC2），即报道的选择诱导的T-辅助细胞（Th）2型应答的循环水平相对于单核树突细胞（pDC1）来说更为普遍，后者在未接受免疫抑制或最小量免疫抑制的患者体内诱导Th1型应答（37）。

研究者进一步尝试使用外周血液基因表达特征和大量血细胞免疫表型来确定成人肝脏移植受体耐受的生物标志。研究证明，可操作的耐受患者可通过编码γδT细胞的基因和自然杀伤（NK）细胞受体，以及涉及细胞增殖阻滞的基因得以确定（38）。他们还在耐受患者体内发现了大量的潜在的周期调节T-细胞亚群、CD4+CD25+T细胞和γδT细胞，特别是在上皮组织的免疫调控过程涉及的δV1+亚型。有趣的是，之前观察到的树突细胞亚群比率的差异在该患者群体内没有发现。研究了相同群体内肝移植受体的外周血中的基因表达特征，与中断免疫抑制的患者及健康对照相比，前者成功尝试了中断过程，但导致需要重新采用免疫抑制的急性细胞排斥（39）。他们确定了三个不同的基因，涉及适量的基因（2至7个之间），以区别耐受和非耐受同种异体肝移植受体与健康者对照。对附加的肝移植受体的独立人群中验证了可操作的耐受的基因组印记，其主要特征是由NK细胞、CD8+细胞和γδT细胞表达的多种细胞表面受体编码基因的上调。外周血内假定的调节性T细胞（CD4⁺CD25⁺Foxp3⁺，γδTCR⁺和δ1TCR⁺T细胞）的扩增也在这一组新的耐受受体中观察到。总体而言，结合外周血中的转录特征和流式细胞仪研究可以确定那些能够在不接受药物免疫抑制的情况下接受移植体的肝移植受体。

索里娄（Soulillou）等分析了五个可操作的耐受性肾移植受体中的TCR（T细胞抗原受体），并在这些偏离的TCR Vβ链使用的患者中进行论证，主要观察了CD8+亚型。这些细胞具有细胞因子（IL10，IL2，IL13，IFN-γ）转录下降的特征，代表一种反应低下状态（40）。与慢性同种异体移植排斥的患者相比，耐受患者体内还有明显较少的循环CD8⁺CD28^-淋巴球功能细胞，这意味着在这些患者体内存在对细胞毒性的抑制（Baeten等,2005（45））。随后，该研究组使用基因表达芯片来鉴定一套33个基因，能够区分高度特异的可操作的耐受性肾移植受体和急性/慢性同种异体移植排斥及相应年龄的健康志愿者（41）。与对照组相比，耐受患者体内共刺激基因和早期及后期T细胞活性标志的表达量有所减少，尽管耐受患者体内的抗炎症的细胞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并未像很多TGFβ调节基因那样上调。